《——·前言·——》
1941年初春，王洛宾携带着一把从青海带回的藏刀，匆匆从西宁赶回兰州。没想到，迎接他的一句问话冷如冰刃，打破了他对家中安宁的最后期盼。这一夜，彻底改变了他接下来的几十年人生轨迹。
1938年，王洛宾在北平结识了杜明远。当时，她是北平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钢琴弹得很不错，也曾学习过一些文学知识。他们在艺术团的排练中相识，彼此都有着不同的艺术专长：王洛宾是作曲家，而杜明远则擅长话剧表演。年末时，王洛宾为自己改名“洛宾”，杜明远则改名“洛珊”，两人决定以兄妹之名共同前往延安。
在延安的岁月里，他们是革命文艺团中的模范搭档。西北战地服务团主攻文艺宣传，随着军队的转移而四处奔波，生活艰苦而理想主义氛围浓厚。白天他们宣传抗战，夜晚则投入到演出的排练中。杜明远在剧团中扮演女一号，而王洛宾则负责作曲。他在日记里写道：“她演的角色多，我作的曲子也多。”
展开剩余88%1939年春，剧团解散后，王洛宾被调至西宁民族学院担任音乐教师，而杜明远则转至兰州工作。西宁的高原气候干燥、缺水、断电，杜明远很难适应，因此提出分居，王洛宾同意了，二人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最初，他们还通过书信保持联系，但随着时间推移，信件变得越来越少。王洛宾则沉浸在民歌采风和音乐创作中，足迹遍布青海、宁夏及甘肃边境，兰州的家也仅仅成了他旅行途中的一个临时住所。
1940年末，王洛宾在西宁完成了《花儿与少年》。这首歌曲融入了青海民歌的元素，旋律清新悠扬，歌词充满了浓厚的地方特色。王洛宾将谱曲手稿寄往兰州，但却始终未收到回应。黄友葵，一位王洛宾的同事，曾回忆道：“那时他几乎不再提起妻子，似乎婚姻早已成过去式。”
而此时，杜明远与一位名为徐则林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关系日益密切。徐则林是兰州宪兵司令部下属特务，负责“行动科”工作。两人经常在兰州的剧社后台或者文艺沙龙中会面。有人看到杜明远在宪兵队门前等候，也有人注意到他们一起购买家具的场景。
1941年初春，王洛宾收到一封来自兰州朋友的密信，信中简短而尖锐地写道：“你家不干净。”信中还提到徐则林常常出入王洛宾的家，对门邻居对此议论纷纷。王洛宾沉默了一整天，最后没有告别，便带着那把藏刀踏上了回兰州的旅程。那把刀是他在青海采风时买下的工艺品，伴随他穿越漫长的西北公路。
兰州的春天寒冷刺骨，王洛宾走进旧城区，推开家门，屋里依然灯火通明，暖壶冒着热气。杜明远站在门口，似乎早已料到他会回来，她没有一丝惊讶，只问：“今晚你住哪儿？”这句话如同刀锋一般刺进了王洛宾的心底。
王洛宾没有回答，只是默默走进屋内，看到房间的布置显然发生了变化：桌子上多了一个男人的香烟盒，衣柜角落放着一条男式皮带，而烟灰缸里残留的“哈德门”烟头正是徐则林常抽的品牌。他没有和杜明远争吵，甚至没有拔刀，只是坐了下来，静静地注视着墙上他们早年共同拍摄的合影。照片中的杜明远穿着延安文工团的演出服，他把照片轻轻取下，放入随身携带的布包中。
第二天，王洛宾搬到了附近的一家旧旅馆。第三天，《兰州日报》第三版刊登了王洛宾署名的声明：“兹与杜明远女士脱离婚姻关系，今后互不相关。”这篇简短的公告，是那一代人常用的离婚方式，没有诉讼，也没有调解，简单的一段话便结束了一段婚姻关系。
杜明远随后辞去了在剧社的职务，进入了宪兵司令部的文化科。不久后，她与徐则林登记结婚。
然而，更为严重的事件很快发生了。三个月后，王洛宾因涉嫌“通共”而被捕。宪兵部接到举报，称他在西宁的活动可疑，可能与共产党有秘密接触。而举报人正是徐则林。王洛宾被关押在兰州宪兵队的地下室，长达三年之久，期间没有被定罪或审判。他每天抄录经书，编写合唱谱，利用铁桶和木棒训练节奏。王洛宾在回忆中说：“音乐是我牢房的空气。”这段经历后成为他创作《我爱我的牢房》的灵感来源。
在牢房中，环境寒冷且潮湿，冬天结冰，夏天湿气逼人，没有纸笔，甚至连书籍都没有。第一年，王洛宾什么也没有写，他只是每天唱歌，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唱青海民歌，唱少数民族的“花儿”和“爬山调”。他用木棍敲打墙壁，记住节奏，他说：“声音，是我唯一剩下的武器。”这是他在回忆时的原话。
第二年，监狱的狱卒注意到这个囚犯每天都在唱歌，开始以为他精神出了问题，但很快便发现他所唱的歌曲带有旋律和节奏，便允许他教其他囚犯一起唱。渐渐地，一个“囚徒合唱团”诞生了。他们演唱王洛宾创作的歌曲，如《我爱我的牢房》：
“这牢房虽黑暗，但比外面真；铁窗虽无情，我心有光明。”
这首歌后来被收入《西北音乐资料集》，并注明创作时间为1943年。
1945年，抗战胜利，王洛宾被释放，但出狱时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体重不足一百斤。他没有回到兰州，而是直接去了西宁。
在西宁的农村，他结识了黄玉兰，她来自陕北，文化水平不高，在合作社担任记账员。两人通过朋友介绍认识，黄玉兰听不懂王洛宾创作的歌曲，但她愿意每天为他烧水做饭，照顾家务。1946年，他们结婚，黄玉兰改名黄静。婚礼上没有大张旗鼓的庆祝，王洛宾甚至没有请客，自己亲手贴上了“喜”字。
这场简单的婚礼没有歌声，他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唱。”这一年，王洛宾重新开始了创作，他在西宁市郊开始采录民间歌曲，常常骑着驴去牧区，学习维吾尔语、藏语，用录音机记录旋律。他曾说：“我不写自己的歌，我抄老百姓的歌。”
1947年，王洛宾完成了《掀起你的盖头来》这首歌。这首歌的原曲来自新疆维吾尔族婚礼民歌，他重新编写了歌词。歌曲发布后迅速传唱开来，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
50年代以后，这首歌被收录进新疆文艺汇演资料，成为“民族融合”的代表作之一，在全国推广。
王洛宾的生活渐渐安稳下来，黄静在家做饭，他带着录音机游走于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一带。到了1950年，他们已有三个孩子，王洛宾在家里自制了一个简陋的录音台，用旧油布遮光，训练孩子们和他一起唱歌。
然而，命运并未善待他。1951年，王洛宾再次因历史原因被捕。这次的罪名并无新证据，原因仅仅是“旧问题未清”。黄静在一次探视后，因极度忧虑而病倒。她去世时年仅三十出头，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心脏病突发”。王洛宾出狱后，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孩子，他未再婚，也未留下任何照片。
《在那遥远的地方》创作于1939年。当时，王洛宾跟随摄影队赴青海拍摄民族题材的短片，在青海湖边的藏族村庄里，他遇到了萨耶卓玛这位藏族女孩。她不识字，汉语也说得不流利，每天为剧组送来酥油茶。王洛宾曾用口琴为她演奏新曲，她听后笑着点头，然而他并未向她表白，只是在心里写下歌词：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这首歌在1947年首次出现在《西北民歌汇编》中，并在1954年通过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
王洛宾后来承认：“我写她，不只是写她，我写的是我失去的一切。” 这“一切”，不仅仅是指她，还有他对婚姻、爱情与归属的所有信任。
王洛宾一生经历过两次举报。一次是1941年，直接来自徐则林，另一次则发生在1951年，举报来源未明。两次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但也正是在这段牢狱岁月中，他创作了《达坂城的姑娘》《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拉木汗》等近百首西北民歌改编作品。
他不仅仅是作曲家，更多的是一个记录者，用手中的纸笔把民间的旋律永远保留下来。他的情感生活从理想中的杜明远开始，最终毁于现实中的徐则林，而黄静的出现，在他人生最为低谷的时刻，为他带来了最后的安慰。
晚年时，王洛宾与台湾作家三毛有过书信往来，三毛称他为“歌中情人”。二人虽短暂见面，但并未发展成更深的关系。王洛宾谢绝了再婚，他说：“我不想让谁替谁。”
王洛宾晚年曾说：“我写歌，是因为现实不能唱。”他未曾写下自己的完整自传，但他所创作的歌曲，却深刻地刻画了他的一生。这些歌，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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