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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战略抉择

来源:dagong international                时间:2016年8月2日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的金融危机揭示了信用经济的发展规律:信用社会化与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矛盾贯穿于信用经济社会全过程,由国家管理社会信用风险,建立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是这一矛盾运动的必然选择。已经被历史证明失败的西方信用评级体系模式对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和安全威胁的必然性告诉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不仅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由信用评级体系导致美国国家金融体系几乎崩溃的教训,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个超级经济体选择什么样的信用评级体系模式,才能避免金融灾难重演。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紧迫性,如何构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战略抉择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决策者面前。
       一、金融危机凸显信用评级的战略地位
       全球金融危机对拥有百年发展史的信用评级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信用评级关系国家金融与战略安全
       金融的本质就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即信用关系。美国是一个信用高度社会化的国家,纵横交错的债权债务关系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信用关系基础上进行的。高度发达的信用交易还使美国成为世界信用关系的中枢。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各类金融资产总规模已达61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资产的26.6%,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41.8%;外国债权人在美国的总资产达20.4万亿美元;金融交易总额约为52.4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交易量的41.5%;金融交易的品种达1200种以上,人类巨大的财富资金通过信用交易方式集中于美国,使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信用帝国。如此庞大的信用资产交易完全依赖信用评级提供的风险信息进行市场定价,如没有信用评级提供的债务人信用风险信息,现代金融体系将不复存在。信用社会化过程中的人类经济活动赋予了评级这种独有的地位,信用评级与金融体系的相互依存关系使评级具有对金融的强大影响力。
       信用评级对国家金融与战略安全的巨大影响力完全被金融危机所证实。美国评级机构掩盖次级贷款偿还风险的错误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全面颠覆国家信用体系,国家信用体系的破坏动摇了美国的经济基础,金融体系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持功能被严重削弱,实体产业因此遭受重创;骤增的国家债务把美国推向资不抵债,近乎破产的境地;国民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也不得不因危机进行重大调整,金融危机导致了不利于美国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信用评级之所以能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是因为信用的高度社会化使信用关系成为社会成员之间最普遍的经济关系和人类现代信用社会的经济基础,债务人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是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建立在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类经济活动高度依赖评级机构对债务风险判断的信息,没有对债务人风险评判的评级信息,一切以信用为条件的经济交易将无法进行,信用评级实际上成为信用经济条件下的无形之手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制高点。这是全球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二)信用评级关系人类社会安全发展
       2008年底,全球未清偿政府、公司、金融债券余额约83.5万亿美元,跨境借贷总额约1.5万亿美元,外汇日均交易量超过3万亿美元,国际主要证券交易市场股票交易金额约80.4万亿美元,全部依赖信用评级信息进行交易定价。全球股票、期货、黄金、金融衍生品等市场交易均受评级信息影响。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把全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信用评级连接在一起,信用评级与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关系也完全被金融危机所证实。
       发端于美国的评级错误通过信用链条的传导迅速超越国界波及全球,使整个人类社会蒙受损失,危及人类社会安全发展。金融危机带给人类的灾难显示:金融危机波及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重创全球信用体系;导致很多国家金融机构和生产企业破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国民财富迅速蒸发;全球经济大衰退引发的失业潮降低了绝大多数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许多国家为挽救危机不得不增加政府债务,加剧了债务国的违约风险,并因此积聚爆发下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能量。金融危机对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威胁并没有因危机的消退而消失。
       信用评级对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非传统威胁日益增加,信用危机在短时间内就能横扫世界,摧毁人类的物质财富,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其对人类社会安全的威胁远胜于一场带有硝烟的战争。二是信用社会化推动了信用关系的国际化发展,信用关系超越国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矛盾和规律在世界范围内起着主导作用。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仍然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评级及其信息在全球范围的广泛应用是解决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的最主要途径,信用评级揭示风险和市场定价功能在全球化信用交易中得到更充分的肯定和依赖。信用风险在全球的传导增加了国际信用体系的脆弱性,信用评级错误必然影响人类社会正常的经济活动,破坏全球信用体系,继而引发世界性危机,威胁人类社会安全发展。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沉痛的教训。
       (三)信用评级关系国际信用资源分配与世界经济均衡发展
       信用的社会化发展使信用与资本的关系日益紧密,信用日益呈现为资本的一般形态,且正在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信用资本化是信用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以债务偿还为先决条件,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决定着它对社会信用资源占有的多寡,因此,对债务主体偿还能力的评级就成为债权人判断借贷风险的重要依据。事实上,信用评级决定着社会信用资源的分配。2008年世界外债总量约为61.1万亿美元,AA级以上29个国家的外债总量55.8万亿美元,占有国际信用资源的91.3%,它们全部为发达国家,其中, 19个是全球最大债务国, 10个是全球最大净债务国。发展中国家普遍因信用级别不高,占有的国际信用资源仅为7.6%。世界最大债务经济体持续高额负债主要用于刺激经济发展、弥补政府赤字、支付社会保险、平衡贸易逆差、支撑国防开支,与这些国家占有巨额信用资源形成反差的是,发达国家2009年对世界经济衰退的贡献率约是112.7%,国家入不敷出,债台高筑,难以靠价值创造维持国家收支平衡,有的甚至资不抵债,陷入国家破产境地。究其根源,是赋予了这类缺乏实际偿债能力的国家以最高信用级别,掩盖了偿债风险,使它们以超过自身的实际偿还能力占有国际信用资源。这种信用能力与信用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不仅使发达国家的繁荣建立在巨大的债务风险之上,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失败
       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失败。为什么发源于美国具有百年历史的信用评级会成为国家信用体系的掘墓人?为什么信用评级会使国家陷入重重危机?
       迄今为止,人们对引发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的原因更多地关注于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体制、机制等相关因素,甚至怪罪于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泛滥和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的利益勾结,然而还没有找到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是高度社会化的信用关系与落后的信用评级体系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信用评级体系不适应信用社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美国信用评级创立于1909年,以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第一批“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为标志,开始形成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美国政府把信用评级机构归于新闻媒体类,允许其自行发布评级信息,投资人可选择使用;鼓励评级机构进行充分竞争;政府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也很宽松。长时期以来,美国评级模式被视为权威、公正的象征和学习、推广的典范,金融危机后,我们有理由对美国评级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使其经验教训成为人类避免再遭危机之害的宝贵财富。
       (一)美国评级体制没有体现信用经济的本质要求 
       信用社会化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评级体系做保障,评级是一个履行国家对社会信用实施管理职能的特殊行业,评级机构的首要职责是社会公共责任;评级标准应能真正反映信用风险运行的内在联系,从技术层面保证评级信息的可靠性;因为评级机构的履责行为直接关系国家信用体系安全,所以政府必须对其实施强有力的监管。然而,美国评级体系并没有在以上三个方面形成制度保障,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
       美国把评级机构作为一般市场主体定位并进行管理,由机构在自身与公众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和选择。市场竞争法则使评级机构首先要保证自己能生存下去,由评级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最终导致的是信用级别和价格竞争。作为国家评级体系主体的评级机构的公共责任缺乏体制保障,是美国评级模式最大的缺陷。同样由于体制原因,使评级机构从根本上失去了推动评级标准和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失去了为市场提供正确评级信息的能力。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美国政府认为充分市场竞争可以起到机构自律和自我完善的作用,因此在长达百年的评级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有效的评级监管体系,只是在金融危机后才开始反思监管问题。
       (二)美国评级机制最终使评级机构背叛了公众利益
       把一般市场原则引入信用评级行业必然刺激评级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甚至把信用级别作为竞争的手段。信用级别买卖使不同机构的评级结果趋同化,评级信息不是在揭示信用风险,而成为掩盖客户真实风险的合法方式。评级收费模式则把评级机构与受评对象结成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攸关使评级机构不惜出卖道德,淡化风险揭示,甚至被受评对象操控,最终使评级的天平倾向利益方,公众利益成为评级机构竞争的最大牺牲品。
       (三)美国评级监管是导致国家评级体系失败的根源
       美国政府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准入并没有与监管同步,2006年9月29日美国总统签署《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之前,国家没有任何相关的评级监管法律。该法案旨在通过提高评级质量,强化评级责任,提高评级透明度,促进评级行业竞争,对准入、评级和管理程序做了明确规定。评级机构所承担的公共责任第一次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该法案鼓励评级行业竞争,从国家法律上给予评级机构一般市场主体定位,又为信用评级偏离公众利益埋下祸根。这部法律更为强调的是,政府对评级业务程序性的管理,但面对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驱动下的信用级别交易,政府监管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对评级没有履行监管职责,主要表现为:监管长期缺位,对评级机构没有实质性管理;监管理念未体现信用评级行业的本质要求;对评级机构的错误定位;监管重点不突出;监管方式不科学;特别是把评级竞争法律化,从国家制度上激化了评级竞争。在竞争压力下,世界上最强大的评级寡头最终越过道德底线,背叛了国家利益。
       (四)后危机时代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展望
       金融危机使美国政府开始重视评级行业,试图通过完善法规进一步规范评级流程、收费、信息披露和鼓励竞争解决评级不公正及利益冲突,但没有触动评级体制、机制及收费模式等根本性问题。这反映了他们对评级引发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在现代信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信用评级发展规律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与把握,对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模式也没有科学合理的改革思路。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只要评级体制和机制鼓励竞争,收费模式得不到彻底改变,级别和价格竞争以及公众与评级机构自身利益的冲突就将继续下去,因评级不能充分揭示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风险就会依然存在。
       在美国,不进行一场信用评级体系革命,就不可能建立起适应信用经济发展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信用信息不对称矛盾就难以有效解决。显然,社会的主流意识与改革评级体系的客观要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积极吸收他人对信用评级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二是通过危机方式唤醒人们的觉悟。这场信用评级技术革命还需要漫长的等待,人类还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重大缺陷
       我们在这里研究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是因为在信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国际信用体系的紧密关系决定了两者评级体系联系的必然性。同时,现存国际评级体系是美国评级模式的延伸,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重大且深远。历经无数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验证,暴露出现存国际评级模式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代表国家或利益集团的评级机构不能履行国际公共职责
       参与国际信用交易的主体分属不同国家,其风险程度存在差异,而市场价格的形成需要用同一标准衡量不同主权性质的信用产品价值,独立于交易双方的第三方信用评级信息是实现国家间信用产品价值比较的唯一选择。这就要求评级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客观评价各国交易主体的信用风险,国际评级机构的超主权性质是由具有主权性质的跨国金融交易主体和国际交易价格形成的非主权性所决定的。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由美国评级机构主导,体现其立场的评级标准表现出它们所关注的是本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其评级结果完全有利于这些国家。它们长期给予世界最大债务经济体和净债务国最高信用级别,掩盖其真实偿债风险,维护了自身利益:1、凭借高信用等级超过自身偿债能力占有国际信用资源。2009年多数发达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超过本国当年GDP的100%,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300%,占有了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用资源;2、利用高信用等级为西方发达债务经济体进行利益输送。根据十年期国债利差和2009年第三季度发达国家的外债总额匡算,因AAA信用级别,其借贷成本相对于BBB信用级别每年节约大概2.5万亿美元,十年总共节约25万亿美元,而这正是应该付给债权国的融资收益;3、高信用等级掩盖了最大债务国通过货币贬值输出债务的行为。现存国际评级体系鲜明的国家性使其丧失了公正性。
       (二)用一国的评级标准不能科学衡量各国信用风险
       每个国家债务主体信用风险形成的因素是不一样的,必须用体现信用风险要素内在联系的评级标准才能准确衡量不同国家债务主体的风险,把风险的特殊性转化为可进行价值比较的同一标准信息,体现国际信用交易的公平性。由信用风险特殊性与信用交易价值一致性所决定,跨国信用交易必须采用非主权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评级标准,才能保证评级信息的科学与公正,实现等价交换。国家信用是国际信用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家利益和国际信用关系的影响最为深刻和全面。然而,美国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完全从其国家利益出发,用其价值观代替风险形成客观性,向世界提供了失真的评级信息。它们国家评级标准的核心内容有五个方面:1、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进行国家政治排序;2、按人均GDP进行国家经济实力排序;3、用金融和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程度作为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主要判断标准;4、中央银行独立性和国际货币发行权是获得高信用等级的必备条件;5、忽视国家财政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根本地位,把举债能力作为衡量国家债务偿还能力的判断标准。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用一国评级标准判断各国信用风险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
       (三)用一国的监管制度无法约束主权国家机构的国际评级行为
       长期以来,国际评级机构所有的国际评级行为没有接受任何国际监管,形成国际评级监管真空的主要原因是:1、承担国际评级信息供应商的机构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主体,还没有任何有关国际评级监管的法规适用于管理这类机构的国际评级业务,同时,其它国家的法律也管不了另一个国家的评级主体;2、评级机构可以对国际任何主体进行评价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评级资讯传播不受国界和时空的限制;3、现有国际评级机构发布的评级信息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运行的必要条件,无论其信息可靠性如何,还没有一种新兴力量能够取代,即使能够对其不当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也难以让它退出市场。国际评级活动是一个关系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根本问题,国际社会无任何授权和监管,任由一国评级机构通过主导评级话语权控制全球经济安全,这是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信用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国际信用评级的特殊性使国家监管无法代替国际监管,跨境评级信息传播与国家监管有限性的矛盾,以及国际评级机构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都决定了必须建立超主权的国际监管体系才能约束国际评级机构的行为,起到纠偏作用,保证其正确的运作方向。国际社会对一个影响自身利益的主权评级机构无法实施有效监管的历史必须得到改变。
       (四)美国评级机构在国际市场的角逐使其背离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美国评级垄断资本运用其以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为核心的评级标准服务于国家全球战略的同时,三家评级机构为瓜分全球评级市场展开全面竞争。评级竞争所导致的信用级别趋同化、风险揭示弱化规律在国际评级中越来越突出,三家机构在国家主权评级中的级别一致性十分明显,在1997-2002年的十七个国家主权评级失败案例中,穆迪和标普共同失败的就有十四次。评级寡头的国际评级竞争是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评级竞争规律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结果会按照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将成为国际评级竞争机制的利益输送者。现存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实际上是由最大债务国主导世界评级话语权,有利于发达债务国占有国际信用资源和债权国利益的工具。
       (五)现存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展望
       金融危机是对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最权威的检验,可是人类社会并没有从危机中得出改变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正确认识,仅在加强监管层面达成了共识,而这种共识还难以付诸行动。尽管评级错误使整个人类社会蒙受了空前的损失,但是这个代价并没有成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的动力,由美国评级机构控制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信用全球化发展需要公正、科学的国际评级体系解决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的信用经济发展规律没有改变,唯有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才能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共识会日益增强。由民族评级机构掌控本国评级话语权将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潮流,并作为国际评级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重要作用。新兴国际评级力量将跻身国际评级市场,成为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
中国对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思想理论在全球的有效传播,将逐渐改变国际社会对评级的理解而形成主流意识。中国的评级机构将创新国际评级标准,以客观、公正的形象参与国际评级事务,用实际行动推动建立国际评级新秩序。
       四、后危机时代国际评级格局对中国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因为美国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出了问题,美国的评级模式难以从体制机制上保证评级信息的可靠性。金融危机后,信用评级模式决定的国际评级格局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评级体系的核心作用是,由谁及采用什么举措保证依据科学标准提供正确评级信息,引导资本流向,实现经济持续均衡发展。金融危机宣告了美国评级模式的失败,其市场信任度正在衰退;一些国家正在推动民族机构创新评级模式,主导本国评级话语权;还没有新兴评级力量替代美国机构的主导地位,美国控制国际评级体系的格局和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样的评级格局会从两个方面影响中国。
       (一)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
       金融危机向人类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信用经济社会化发展需要能承担起人类社会安全责任的信用评级体系。由于认识的历史局限,人类对制造了金融灾难的现存评级体系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后危机时代,对选择什么样的评级体系模式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但一场信用评级体系改革的思潮和实践正在许多饱受危机之害的国家兴起和推进。在被列入世界超级经济体的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信用社会化最快的国家,总结金融危机经验教训,构建适合国情的信用评级体系,是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主动顺应规律,加快建设国家评级体系,参与国际评级规则制定,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应该成为中国人的现实思考和战略抉择。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遇。
       为中国在信用评级体系方面的思想理论创新提供了机遇。西方评级思想和理念一直被奉若神明,经过危机的洗礼,长期主导人们思维方式且被证明错误的评级价值观已为历史摒弃,信用经济社会发展呼唤新的评级思想理论创新。信用评级思想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确定信用评级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唤起人们的信用意识,凝聚起信用评级体系的革新力量。中国应当抓住这一关系人类社会发展最前沿的信用思想理论变革机遇,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攻关,探索信用社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把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先进信用思想理论研究成果贡献给全人类,充分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胸怀。
       为中国在信用评级体系方面的实践创新提供了机遇。美国评级模式失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足以说明在一个世界经济大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信用评级体系建设道路,不仅仅决定着本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国际经济安全发展大局。可以预见,中国经济与信用规模的持续高速增长,必然凸显其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信用交易总量及覆盖将呈赶超美国之势,未来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大金融中心之一,由此决定了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成败具有关乎世界经济全局的战略意义。金融危机后,为中国进行这样的战略设计提供了机遇。美国以巨大的社会代价进行了在信用高度社会化经济大国选择何种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试验,他们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实施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工程提供了最具价值的借鉴。更为重要的是,进入后危机时代,被以美为师主流意识长期抑制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创新意识会得以释放,民族自尊和责任将得到一次新的升华,这将汇集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创新实践的强大推动力。
       为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创造了一次十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金融危机把主导国际评级体系的美国评级机构拉下了神坛,可是并没有改变美国机构继续作为全球评级信息唯一提供者的地位,由评级体制机制和其立场及标准所决定的评级错误也未能因危机得到纠正,全球经济仍然面临因评级导致信用危机的威胁。国际社会就改革国际评级体系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加强监管层面,达成改革共识还是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新兴评级力量参与国际评级事务,任凭美国评级机构继续垄断世界评级话语权,那么,威胁人类社会安全的信用危机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在这个时候中国评级机构跻身于世界评级市场顺应了历史需要,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中国自身发展需要一个安全的国际信用环境,履行世界经济发展职责需要中国为国际信用体系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绝非是狭隘的民族利益所为。通过国际评级实践活动,向世界提供更客观真实的评级资讯,推动建立一个超主权利益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是中国评级机构参与国际评级的最主要目标。
       (二)现存国际评级格局将遏制中国的崛起
       在代表世界最大债务国集团利益的评级寡头垄断国际评级格局的背景下,国际信用资源的分配权和定价权实际由美国评级机构所掌控。他们主权利益主导的评级立场,意识形态化的评级标准,利益驱动下的评级竞争,以及无监管约束的评级行为都决定了当前的国际评级格局有利于少数最大债务国利益,而绝大多数债权国和新兴经济体都受到不公正的信用管制。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用全球化时代,信用资本化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著,公正体现一国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地位及合理利用国际信用资源是国家间公平竞争的基础,也是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保障。现存国际评级格局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是现实和严重的。
       首先,现存国际评级格局不能正确揭示信用风险,信用风险的集聚极有可能使地区或全球信用危机常态化。中国是一个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大国,国际经济环境动荡对中国金融和经济的破坏将是巨大的。
       其次,现存国际评级格局以国家举债能力代替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潜力作为判断最大债务国偿债风险的首要条件,回避货币贬值对这类国家偿债能力的决定性影响,使债务国通过低成本融资和币值变动堂而皇之地实现从债权国的利益转移。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国家外汇资产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现存国际评级格局对中国债权利益的损害是十分现实的。
       第三,现存国际评级格局不顾适合中国国情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推动下的经济和财政及外汇实力增长前景,凭借西方标准给予中国比那些债台高筑和资不抵债国家低得多的信用等级,严重歪曲了中国的实际偿债能力。中国机构不仅须得到他们的评级才能获得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通行证,而且与中国实际偿还债务能力不符的信用等级还大大增加了融资成本,使国民财富流失甚巨。
       第四,现存国际评级格局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的必然选择。一个国家的信用等级是其综合国力的象征,也是本国货币市场定价的因素之一,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决定性要素。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对中国有一个公正的信用评级。在现存国际评级格局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很大的风险,评级不公导致人民币市场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它的价值是其一,其二,更大的风险在于国际评级机构可以根据政治经济需要通过调整中国信用等级影响人民币的市场交易价格。公正的国际评级体系或中国的国际评级话语权地位是中国行使人民币主权的重要前提。
       第五,现存国际评级格局制约着中国“走出去”。中国 “走出去”战略包含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海外投资;二是境外借款;三是跨国贷款。在现代信用环境下,脱离了信用风险评级信息支持,国际投融资活动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道德和标准都存在问题的现有国际评级信息必然迫使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付出更大的代价。
       从根本上说,国际评级话语权是一个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战略问题,现存国际评级格局使西方大国掌控着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制高点,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
       五、现行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风险
       现行中国信用评级体系是学习美国的产物,美国评级模式几乎毁灭了国家的经济基础,那么,这样一种舶来品带给中国的将会是什么呢?
       (一)现行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
       西方评级体系模式移植中国存在先天性缺陷。
       一是认识缺陷。主要表现为:1、盲目崇拜美国评级模式,缺乏独立的思考和认识,即使美国“老师”的声誉已在本国一落千丈,也很少有人质疑舶来的评级体系会给中国带来社会性风险;2、对评级话语权在国家的重要战略地位理解不够,认为外国评级机构以合资不控股方式控制中国评级话语权不会构成风险;3、对信用评级的本质理解不深,把评级作为一般中介服务,使植入市场机制的评级体系越来越背离公众利益;4、缺乏对构建国家评级体系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完全认同民族评级机构艰辛探索二十年的价值,试图用行政和资本的力量或“国进民退”或另起炉灶的方式从头再来;5、支持民族评级机构掌控国家评级话语权尚未形成主流意识,客观环境使本土机构长期处于孤军抗争的境地。上述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认识风险在积聚酝酿这样一种风险——极有可能使中国丧失后危机时代出现的变革国际评级格局的历史性机遇。
       二是体制缺陷。评级机构过多;评级标准建设缺乏制度保障;评级监管多头负责。如何建立体现信用经济本质要求和适合国情的中国评级体制一直没有提上政府的工作日程。
       三是机制缺陷。竞争机制使信用级别买卖公开化、合法化,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评级收费模式把评级机构与受评对象利益结合起来,增加了评级风险。
       (二)被美国控制评级话语权的风险
       美资机构以合资方式控制中国评级市场的目标已接近完成,并广泛渗透到我国防、金融等众多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与战略机密的行业和企业。美国对中国评级话语权的实际控制将对中国构成以下主要危害:1、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金融主权,中国的评级规则和金融产品市场定价要由外国人说了算;2、信用关系已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信用关系稳定与否攸关社会安定与政局稳定,运用评级话语权可以通过破坏信用关系侵蚀中国执政党的社会基础;3、通过评级可以便利地掌握中国重要行业的战略信息、企业技术和经营信息,削弱国家竞争力,直接威胁中国经济与国家安全。
       (三)不能充分揭示风险的后果
       现行的中国信用评级体系肯定不能充分揭示信用风险,承担不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赋予的责任,影响国家金融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评级不能真实揭示风险还有可能引发类似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这样的超级经济体一旦爆发危机必然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各方面的损失将最为惨重。
       (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重建评级体系的后果
       检验现行评级体系是否合理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信用关系的破坏,发生金融危机;二是通过信用和评级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来验证,付出时间成本和社会代价。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大倒退,甚至危及执政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经过折腾以后再重建国家评级体系,势必迟滞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梳理对现行中国评级体系风险的认识,可以增强我们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激励我们创新图治,用政治智慧和胆识面对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战略抉择。
       六、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战略抉择
       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视角去认识国内外局势,才能正确理解构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战略高度作出正确的抉择。
       (一)战略时机选择关系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由于国家评级体系建设的过度滞后,高速增长的社会信用关系使债权债务主体的信用风险不对称矛盾日益加剧,信用关系的不稳定因素正在快速集聚。在国际,没落的国际评级体系已不适应信用全球化发展需要,失真的评级信息使国际信用体系失去了稳固的基础,信用冲突,债务危机、信用危机有可能随时发生。极其脆弱的国内国际信用关系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信用关系的重大破坏,信用危机都会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衰退期,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信用危机规律作用的结果。面对信用危机这一当代最具挑战性的国家非传统安全威胁,选择危机后有利于形成共识的时机,启动国家信用评级体系这样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信用管理工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因此谱写最壮丽的篇章。
       (二)定位选择关系人类社会安全发展
       信用关系全球化发展促进了信用风险在国际间的传导,国家信用关系状态与人类社会安全发展息息相关,庞大的社会信用体系需要与之匹配的强大评级体系,才能承担起向市场持续输送可靠的信用风险信息,维护国家信用关系稳定的重大社会责任。因此,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应该成为中国进行信用社会管理的定位选择。依靠市场调节社会信用关系,不能有效解决日益复杂的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问题,极有可能使信用危机常态化,国家管理社会信用应该成为后危机时代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的中国的信用关系稳定,对人类社会安全发展举足轻重,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定位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安全发展做出的庄重承诺。
       (三)模式选择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是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核心构成,它的任务是通过信用风险揭示,使国家的整个债权债务关系保持可持续状态,维护国家信用体系安全。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与国家信用体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的平衡发展事关国家信用关系的稳固,信用关系作为信用经济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模式关系中国发展战略的成败,前车之鉴,我们应把其模式选择放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思考。历史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时间进行这方面的试验,坚持学习借鉴,自主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够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模式。
       (四)机构选择关系中国核心利益和战略安全
       由谁来掌控评级话语权是实施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战略的关键选择。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是国家机器的有机构成,是主权意志的体现,有实力的民族评级机构才能成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中流砥柱。民族评级机构的实力表现为:1、多元化股权结构,非国有控股;2、有体现国家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战略;3、对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有深刻的思想理论认识;4、有强烈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5、对中国信用问题有系统的解决思路;6、有科研及专业管理能力的系统积累和创造力;7、有广泛的市场认知度。有能力贯彻国家信用管理战略的民族评级机构能够通过公正、科学的专业行为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安全。
       七、中国信用评级体系构想
       中国信用评级体系不应再走通过市场评级调节社会信用关系的道路,而应选择国家有计划管理社会信用风险的模式,构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概念由本文首次提出,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对这样一个综合了政治、经济、法律、金融、管理、社会、国家理论和信用关系等诸多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庞大国家系统管理工程还难以全面把握,只能提出一个大致的构想。本构想源自于人类一百多年信用评级的实践成果,信用经济、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从十个方面对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架构进行了基本设想:
        (一)构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思想原则
       构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指导思想是:通过体现信用经济本质要求的国家制度实现评级体系维护国家信用关系稳定发展的功能,构建国家评级体系应该坚持以下基本原则:1、遵循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2、体现信用评级的本质要求;3、适合中国信用社会化的特殊国情;4、作为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5、准确设定国家、评级机构、市场在国家评级体系中的位置;6、从制度上保障评级体系的服务效率和可持续性;7、具备纠偏机制;8、与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接轨。
       (二)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概念
       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是国家对社会信用风险的管理系统,是国家监管、特许经营、有限竞争的国家级信用信息公共服务体系。
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职能是:对信用信息市场需求做出制度性安排,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监管下,授权信用评级机构研究各类社会信用风险评价标准,通过向社会持续提供可靠的信用信息服务,从整体上解决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问题,维护社会信用关系的稳定。
       (三)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构成
       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由国家信用风险管理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标准组成。
       国家信用风险管理机构是国家管理全社会信用风险的职能部门,它的任务是规划国家社会信用和评级体系中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制定与信用评级有关的政策法规;提供国民经济构成主体的信用需求和信用能力预测报告;制定信用评级标准建设的国家规划;管理监督评级机构发布高品质的信用风险评级信息。同时,国家授权信用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全社会的信用信息资源,作为信用评级的基础数据支持平台。
       信用评级机构是国家授权落实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发展规划,研究并发布信用评级信息的特殊企业。与一般市场主体不同的是,信用评级机构的首要职责是为社会提供有质量保证的评级信息,其次才是企业自身利益。国家可以通过法规和监管以及机制设计,规范评级机构的经营管理,确保其有效履行公共职责,激励其不断发展壮大。
       信用评级标准是实施国家管理社会信用风险战略目标的核心技术构成,是准确揭示信用风险的依据,在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因此,国家有必要对信用评级标准发展目标做出规划,有计划地组织评级机构实施完成。国家还须为此调动社会信息资源支持评级标准研究。国家对这样一个关系信用体系安全的高科技应用技术体系应给予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配套支持。
       (四)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管理体制
       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管理体制设置应满足:统一调动社会信用信息资源;组织信用评级科技攻关;保障信用信息安全;构建评级生态环境;实施有效评级监管等重要职能的履行。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信用风险管理机构,从体制上保证国家信用风险管理的政令统一和执行效率。
       国家信用风险管理部门是评级机构的主管单位,不仅对评级业务进行监管,而且对评级机构关键岗位人员具有任免审批权力。
充分体现社会信用风险管理本质要求的评级管理体制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保障。
       (五)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法律架构
       为保证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健康运行,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社会成员的信用行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法律架构体现了国家通过有计划管理社会信用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安全信用环境的意志,避免社会成员因为个体利益发生损害社会信用体系安全的行为。国家评级体系法律框架的内容应该包括:《国家信用信息管理法》、《国家信用评级管理法》,有关信用评级业务和执业人员的管理也应以法规的形式进行规范。
       (六)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是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中的实施主体,是被国家授予特殊经营许可权的专业信用信息研究服务机构,是集公共与自身责任为一体的特殊企业,其首要职责是全心全意为社会公众服务,必须从体制机制方面保证评级机构履行公共责任,但又不能使其成为一个准公共部门,因此,还需要安排适度竞争的体制和机制。首先,把执业道德和评级技术作为机构竞争的内容;其次,把评级机构分为两个等级,选择最具实力的两家民族评级机构作为一类,承担全部评级业务,选择若干家机构(包括本土与合资)作为二类,承担很少的评级业务(以维持生存和技术进步为限),二类中的本土机构作为一类的备选,对一类机构形成竞争压力;再次,推行双评级制度,在进行评级风险制衡的同时激励技术进步;最后,必须限制外资(包括独资或合资)机构的评级范围,保护国家安全。
       (七)信用评级标准
       把信用评级标准提升到国家层面进行管理是基于以下重要原因:一是评级标准直接关系信用风险信息的评价效果,维系社会信用关系稳定大局;二是研制评级标准需要以可靠且广泛的信用信息为基础,须运用国家力量才能实现;三是评级标准的检验机制应该纳入信用风险预警体系,需要采用更为科学有效的方法主动验证,而不应再仅仅采用违约事件进行完全的事后检查。
       信用评级标准由国家参与管理但绝不是由国家来制定,更不能把其称为国家评级标准,否则,将会背离国家管理社会信用风险的正确方向。国家在管理信用评级标准方面正确的职能定位应该是:1、规划评级标准发展目标,组织并激励评级机构实施完成,把标准竞争引入国家对评级机构的管理机制;2、建立国家信用信息数据库,在国家法律保障下,汇集全社会有价值的信用信息,作为评级标准的研究基础;3、设立信用评级标准纠偏机制,通过更为科学的方法检查校正评级标准的可靠性。
       (八)信用评级管理机制
       建立信用评级管理机制的重要性在于,在保证履行公共责任的同时,促使评级机构不安于现状,锐意进取,提升评级能力,使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拥有实现其使命的强大驱动力。建立一个有序且充满活力的信用评级管理机制应该从五个方面入手:
       1、完全限制信用级别和价格竞争。通过评级机构选择、市场份额和收费标准限定及其相应的制度保障,可以阻止因级别和价格竞争导致的评级道德风险;
       2、充分鼓励信用评级技术竞争。把信用评级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作为选择国家认可的评级机构的核心标准,进行评级技术研究招标,运用评级标准验证等机制,可以有效控制评级技术风险;
       3、实现机构淘汰。评级机构进行分类后,处于第二梯队的机构会激励第一梯队全面提升其竞争力,否则就会被淘汰。政府可以制定正面鼓励机构进取的监管标准,使机构淘汰机制制度化;
       4、设计防止利益冲突的收费模式。信用评级业务收费可以按照两种模式设计,一种是向发行人收费,这需要通过监管机构转移支付,即发行人按规定标准把费用交给监管部门,然后由其转付评级公司;另一种是向投资人收费,监管部门可依据机构投资者交易额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向评级机构支付评级业务费。无论哪种模式都可以从源头上切断评级与受评对象之间的利益交易;
       5、制定合理的评级业务收费标准。信用评级属金融服务业的高科技领域,其价值形成特点是高端科技人才和技术基础研究持续投入大,科研投入物化为简单的评级符号和研究报告,仅从评级报告难以反映出它的实际价值。评级业务收费政策应充分考虑其价值形成特殊性,从机制上支持这个国家急需发展的新兴行业具备内生资本的能力。
       (九)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接轨
       信用风险形成因素伴随信用经济全球化发展,构成环球风险系统,国家信用风险防御系统必须与国际同步方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与国际接轨是指:在揭示国内信用风险时应该同时研究风险要素的国际传播,主动参与国际评级事务,认识并把握国际信用风险运行规律,全面提升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风险预警能力。用全球视野规划中国信用评级体系,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共同防范全球信用风险做出的开创性探索。
       (十)现代信用思想理论研究
       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是探索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践活动,亿万民众的自觉行动是构建这个当代最伟大的信用风险防御工程的基石,把国家意志转变为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需要现代信用思想理论的指导。只有在科学的信用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先进信用思想,才能推进全民族意识形态的进步,构筑起顺应时代的核心价值观。用现代信用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必将成为国家信用风险管理工程最强大的推动力量。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把现代信用思想理论研究作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信用挑战:信用资本化导致信用过度扩张;滥用信用导致信用泡沫化;信用资源配置失衡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信用全球化导致信用风险在世界的传导;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导致信用关系破坏和危机频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成果难以对如此复杂的全球性信用问题做出正确的诠释。我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思考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作者系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委会会长,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资信评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